《文明是副产品》读书笔记

外婚制的起源

目的与副产品

作者第一章对一夫一妻制与外婚制的演化轨迹理论的检讨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令人惊讶的反差,即人类动机与这动机驱动的行为后果间的巨大偏离。

作者洞见,武器的发明在人类走向一夫一妻制中发挥了作用。人类与大猩猩、黑猩猩的共同祖先当初的婚配方式是一夫多妻。此种婚配方式下,雄性凭借身体力量争夺异性。身体就是他们内行的武器。何以还要发明身外的武器?为了在与猛兽的对峙中获得优势。但武器是双刃剑,也作用于人类内部,甚至其日后的主要作用在人类内部。其功能一时一变,匪夷所思,既能扩大,也可以弭平内部各方力量的对比。使人类成员间的武力对比竟然小于他们先天身体力量的差别。武器初始发明时恰好如此。借此,强悍的头领与众多弱男完成了一项妥协:从此一夫一妻制在人类社会落户。这是此前无人敢想的制度。

人类武器的发明本来是野兽压力(为求存)的产物。如此动机的后果诱发了人类进化史上划时代的剧变。固然武器过后有拉大双方力量对比的时候,但一夫一妻制一旦建立,便难复辟。因为夺回所有界人已经得到的妻子,绝对是天下第一难。走入一夫一妻制之后,人类社会中虽有少数人多妻,大范围的一夫一妻制已成定局。

 

备注:除了武器的发明,还可能与人类大脑的增大相关。因为脑大,所以早产。幼儿的存活率关乎部落的存续。只有一夫一妻制下父亲照顾幼儿的积极性才高,部落才得以存续。

农业的起源

农业起源与“天赐圣米”,原始社会的人类偶然发现大片生长的谷类植物。可以直接收获了吃。人类与这些谷类物种之间相互驯化。 人类为了收获食物在谷类生长的地方定居下来,催生了人口增长与农业文明。

文字的起源

造纸术的起源

作者推断纸的发明是人类制作“树皮布”的副产品。

雕版印刷的起源

活字印刷的发明

文明与副产品

生物进化与文化进化之异同

生物进化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文化

人类在演化历史中逐渐发育出其他动物所不具有的意识与理性,意识和理性与身体上其他部件和品性一样,是他们的生存手段。而意识与理性的产物——文化,同样是人类生存的手段,甚至后来成为他们的生存方式。文化的长足发展带来的一个深远后果,即人类几乎逃脱了掌控其他所有物种的自然选择剪刀。

生物进化与文化进化的相似之处:在漫长进化过程中呈现出多样性。不同之处:生物进化中“(从低级到)高级”已受到质疑,文化进化趋向高级似不容置疑。

作者进一步说明了,在达尔文之前,拉马克以其“用进废退”的理论解释重生物进化是不够严格的。但文化的进化却有“用进废退”的现象。

产生文化变异的温床

给予

一切给予在一定程度上都有改变对方的作用。但是除非阅历甚广或思虑颇深者,普通人实施或看待一般性给予时,心理是单纯的。他以为那只是物质上的帮助,想象不到他的给予会改变对方的心理、期待和行为。比如政府对一些低收入地区的扶贫,常常未能促进该地区脱贫,反而诱发当地人开支脑筋去思考怎样获得下一笔更大数额的扶贫资金。要使政策趋于合理、社会走向健康,就不可以认定被扶贫地区人们道德低下,而要反思给予方式是否恰当,乃至一切给予都不同程度地隐含的问题。

个人、团体、国家、文明是尺度截然不同的单元。从个人、国家处得到的认识未必可以解释人类和文明,反之亦然。但在“给予”这个问题上,个人与人类居然如此相通。

如本收第二章所述,农业不是人类目的性的产物。农业产生的诱因是圣米,是上天的给予。这一给予太过丰厚,堪称不能承受之重,乃至彻底改变了获取者的行为。首先是令他们改流动为定居。家居带来了始料未及的生育提高和人口增长,这便导致了对更多粮食的需求,乃至最终锁定于农业,不可能返回采集。继而农业带来或强化了阶级的产生。这一连串的改变中,微观的中似乎都包含了当事者的意愿和目的。但宏观地看,却受到丰厚给予的驱动和控制。日后的“好好种地”其实是宏观被动下的主动选择。对这一宏观上的被动的最好说明是:这一丰厚的给予日后带给大多数的人是极度的辛劳。采集和狩猎要比农业轻松惬意的多。当然,农业文明也造就了日子惬意的上等阶级。农业所启动的人类文明要走过极其漫长的岁月,才能让农民的整体生存状态优于采集时代。仅从农民的生存质量即可看出,农业不是他们的目的性选择,是一种“给予——接受”的副产品。

上天的给予使人勤劳,政府的扶贫使接受者萌生乞讨的心理,父母的过分给予助长了孩子的依赖性格。何以有这样的迥然不同的反应?

借用与杂交

作者把“借用”和“杂交”分开介绍。以本人看来,这里的“借用”和“杂交”的边界其实不那么明显。例如,把域外文化的“图像印章”技术借用来解决自身的需求催生出了“文字印章”,这是杂交还是借用呢?无论是借用还是杂交,作者说“文化进化中的最大变异每每产生于文化间的杂交(或借用)”,我是非常认可的。

发明

伟大的发明之创新在两个维度上展开。第一,其创新不是终止于这项发明之应用,而是引发一连串的新事物。第二,新技术带来新问题,只有靠更新的技术来解决,更新的技术又带来新的问题。文化变异自此一发不止。

互动

生物世界和人类社会中,个体的多数行为发生在与他者和外界的互动中。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当事者的目标和手段,塑造他们的心理和性情。作者重点讨论了军种竞赛中的互动和一方驯化和控制另一方的互动。

一方驯化和控制另一方的互动,看似强势一方的目的和意愿所造成的,其实不然。人类驯化了野生的麦子和稻子,削弱了其晚熟、倒伏、果实皮厚的品性,它们服帖地遵从人类的意愿;不倒伏、按时成熟、果实饱满。作者在讲述,初期的驯化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内中并无主观的驯化意图。明确的驯化乃至培育良种的意图和方法是晚近的事情。不管早期农业中人类意图的强弱,作物毕竟被人类驯服,摆脱了其原来的野性。但同时,驯化是互动的,人类驯化了作物,作物也驯化了人类。作物失去了野性,人类也失去了野性:不再做身无长物、居无定所的流浪汉。不是人类的生存节奏决定作物的生存节奏,而是作物的生存节奏决定了人类的生存节奏。春播、夏锄、秋收、冬藏,莫不是亦步亦趋地跟随作物。

目的论与副产品

作者反驳了“历史的选择”,并提出其逆命题“人类可以选择和决定自己社会和文化的未来吗?”

作者认为在历史和文化这样的大尺度上不能。并引用了波普尔的观点:

人类历史的行程是受着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的。我们不能用理性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告我们科学知识的未来增长。因此我们不能预告人类历史的未来行程。

作者最后总结

本书以人类文明的六大里程碑说明一部文明听不是人类的目的性行为所造就的。过去是这样,现在和未来?今天人类已远超过去。但正是人类与日俱增的能力所造就的自信,使我们误以为:古代文明是人类目的性行为的产物。本书的目的在于推翻这种虚妄不实,以副产品这说代替对人类文明听的目的论解释。但悬而未决的仍然是文明的未来。人类今后历史难道不是我们意愿的实现吗?人类未来的文明难道不是我们意志的产物吗? 小尺度的文化改变决定于人类的目的和计划,大尺度的文化变迁依然是副产品。大的发明常在意料之外,而非计划之中。更不要说我们完全不知其何时露出端倪的超级发明。核扩散、族群火并、基因工程——人类今天面临的风险与不可预料之事,一点不少于昨天和远古。

文明依赖可遇不可求的启示和变异。

 

鉴于拉马克与达尔文学说共同构成了人类文化进化的机制,一个埋头于某项合理计划的工作者不必自惭渺小,你们在发掘某一文化的潜力;而一个庞大方案的设计师不可过分炫耀,文明从来不是出版哪份蓝图。平衡现实与未来的中庸之道是:该社会中生产、科研的每个领地和单元中都有目标明确、手段合理的方案和谋划;与此同时,该社会宽容每个古怪、异端的思想, 人际、代际、族际、学科间、国家民族间的交流疏通渠道,搭建平台;静候文化的新因子,未来文明的候选者,飘然而至。

书评

 

作者郑也夫旁征博引,论证严谨。颠覆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目的论”。

 

信息熵与阅读速度

  今天读吴军的《智能时代》再一次接触到了“信息熵”这个概念。进一步联想到了前几天“帝都书友会”微信群里一哥们羡慕别人读书快而感慨。通过信息熵的概念,对此可以有另一翻解读。信息熵是信息论之父Claude E. Shannon(香农)从热力学中借用过来的概念。信息熵是个抽象概念,用于信息的量度。简单地讲,一段信息的不确定性越大信息熵就越大,我们常说的“信息量很大”。如果一本书对于读者来说陌生知识越多,该书为该读者就解决了越多的信息不确定性,即此书信息熵就越大。越需要花更多精力去处理这些信息。
  信息熵和读书有什么关系呢?
  同样一本书,对不同的人来说从中学习到的新知识量不一样,即信息熵是不一样的。这句话有以下两层意思:
  1.读一本书时,已掌握的相关知识越多阅读这本书速度越快。显然这是废话!因为有些知识点已经掌握了,在阅读时就可以一目十行甚至跳过某些段落和章节来阅读。同样的知识点在别的书里已经见过并且理解了,重新偶遇它时瞅一眼标题就可以了。这样的章节直接跳过,然后重点寻找那些自己还不知道的知识点去细读。所以读书越多,读书就越快。以上都是废话,我想表达的是信息熵概念推理出的以下情况:
  阅读越快的人,越需要花精力过滤书中对自己来说是冗余信息的部分,也是越是没有必要读这本书的人。这样的人吸收新知识的单位时效可能越低。
  这让我想起来罗胖在《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中说的一个5倍音速听书的人。我由此推测,这个人在5倍音速听书时,他的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学习,而只是在筛选信息。因为这些音频知识对他来说大部分都是信息熵很低的冗余信息。
  2.由信息熵大而导引的阅读读速度慢并不是坏事。当因为书中内容对你信息熵很大时,在单位时间内的收获可能比那些读书快的人多。比如说,有人用30小时读了10本书,你30小时读了1本书。或许他这10本书里的学习成果不如你这一本书。
  所以大可不必为自己阅读慢而有所不悦!阅读慢,自我升级未必就慢。无论快慢,尽管读下去的就行了,读完了要分享。

产品经理的PRD文档与香农的信息论洞见

  现代信息论的祖师爷克劳德·艾尔伍德·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认为,处理通讯噪声最好的办法是增加信息的冗余度。

  多年以前,听孔庆东在百家讲坛里讲鲁讯写作有个习惯,写完之后自己审阅,把可要可不要的内容统统删掉。我当时听了深以为然,这不光因为鲁讯是我偶像,也不光因为这是对读者时间负责的美德,也因为它为我写作文总是凑不够字数提供了一个非常“正当”的理由。于是多年以来写东西我也这么要求自己,甚至在我做为产品经理写PRD文档时也保持着这个“好习惯”。一直到前几天在“得到”里阅读了万维纲的《一个基于信息论的人生观》一文,然后就自己写产品文档这事做了反省。这篇文章讲到,信息论的祖师爷克劳德·艾尔伍德·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有一个天才般的洞见:
  处理通讯噪声最好的办法是增加信息的冗余度。

  为了方便您深入理解上面这句话,我不得不重点解释一下这句话里的“噪声”和“冗余”。
  “噪声”原意是指无线电通讯中的电磁波干扰导致信号出错或无效。我们可以引申理解,认为交谈中听漏的信息,或者阅读中注意力不集中而漏掉的信息。
  “冗余”是指通信内容里可以压缩删减的部分。 在此借用侯宝林在相声《戏剧与方言》中的例子,说兄弟俩住一个院里,一个在东房住一个在西房住,夜间都睡觉了突然那屋门一响这屋发觉了。两个人一问一答,用啰嗦的北京话是这么讲的:
哥哥:吆喝!那屋咣当一下子门响,黑更半夜的这是谁出来了?一声不言语怪吓人的!
弟弟:是我,您那!哥哥还没歇着呢?我出来撒泡尿,没外人,歇着您的吧您那!
哥哥:黑更半夜的穿点衣裳,要不然冻着可不是闹着玩的,明儿一感冒就得发烧。
弟弟:不要紧呢哥哥,我这披着衣裳呢,撒完尿赶紧回去,您歇着您的吧,有什么话咱俩明儿见吧您那!

以上内容用精炼的北京话压缩成16个字能完成对话:
哥哥:这是谁呀?
弟弟:是我,您那!
哥哥:您干嘛去?
弟弟:我撒泡尿!

以上对话还可以进一步压缩,用河南话是4个字完成对话:
哥哥:谁?
弟弟:我!
哥哥:嘛?
弟弟:尿!

  通常情况信息的压缩可以节省阅读时间。如上面的4个字完成问答的,信息密度很大,少一个字都表达不完整。对于简短的信息表达,语言精炼一些很省事,不光说着省事,听着也省事。但如果表达的内容不是简短的,而是几十页甚至上百页的产品文档。如果产品经理用上例中河南人的这种方法写产品文档,估计被程序员恨死了!不幸的是,做为河南人,我也深熟这种省字数的表达方式。但是,现实的信息表达中我们需要“冗余”信息来加强通讯的“稳定性”——就算漏掉一些信息,也能通过你啰嗦的内容中完整地理解要表达的意思。
  我所说的“啰嗦”不是随便啰嗦,是指要有原则的啰嗦!原则就是重要的信息重复说,而且得用不同的方式说。比如产品经理输出PRD的时候,写清楚业务逻辑之后,举个用例补充说明一下。这里的用例其实就是对业务逻辑的一次重复,而且是用不周的方式重复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我读书喜欢跳过书中的举例,因为当清楚作者要表达的内容的时候,举例看不看都行。所以我写产品文档时也很少举例,我甚至喜欢用数学语言表达业务逻辑,因为数学语言文字更精炼,逻辑更精准。但结果就是开发过程中程序员经常过来问我某段话是什么意思,让我给解释一下。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如果程序员细读文档都能明白我要表达的意思,但是这个“细看”比较费劲,比较花时间,甚至需要记住前文的信息,后面的内容才能理解。这样的产品文档阅读难度就大了。所以会经常需要给程序员口头解释文档中表达的业务逻辑。口头语的表达方式比较习惯举例子,经常一举例,听者就恍然大悟了。那么整体结果就是,文档中被我省掉的用例其实一点都省不掉。我不光要口头解释,多数情况下可能需要给多个人各自解释一次,甚至解释过一次后对方没有记住,过段时间后再来问。这就造成了对产品经理工作精力的浪费。浪费精力是一种罪恶!

  总结上述内容:通过香农对通信噪声的解决方法的洞见,让我认识到以后再写产品文档得多啰嗦,多举用例给技术看。精练且逻辑严谨的语言风格适合写论文,不适合写产品PRD文档。

敏捷团队的规模应该是多大?

虽然组建多功能团队非常重要,但你不能像挪亚建成方舟之后那样把任何部门的人都挑选两个塞到团队里面。团队只有在维持小规模时,才会焕发出活力。虽然我见到过小到只有3个人的团队能够实现高水平的运作,但一个团队一般是由7个人组成的,可以多两个人,也可以少两个人。有数据显示,如果你的团队规模超过9人,那么运作速度其实会放缓。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更多的资源会导致团队运作得更慢。
在软件开发领域,有一个术语叫“布鲁克斯定律”。这个概念最早是1975年弗雷德·布鲁克斯(Fred Brooks)在一本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著作《人月神话》中提出来的。简单地说,布鲁克斯定律认为:“为一个延误的IT(信息技术)项目增加人员,将导致更严重的延误。”这个定律得到了一个又一个研究的证实。
劳伦斯·普特南(Lawrence Putnam)是软件开发领域的一位传奇人物,他一生都致力于研究工作时间与效率的问题。他的研究成果表明,如果一个项目的参与者超过20个,那么与参与者只有5个或少于5个时相比,需要付出的努力就会更多,而且不是多出一星半点。和小团队相比,大团队得花费5倍以上的时间才能完成任务。他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种现象,于是,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决定开展一项大范围的研究,以期确定一个团队究竟维持在多大规模才算合适。他从数百家公司里选取了491个中型项目。这些项目都需要设计出新产品或新功能,而不是对固有产品或功能进行修修补补。他根据团队规模对这些项目进行了分类,很快就发现:
一旦团队规模超过了8人,那么项目耗费的时间往往就会非常多。要完成同样的工作量,3~7人的团队所需时间只有9~20人的团队所需时间的25%左右。
这种情况在数以百计的项目中反复出现。大规模团队完成的工作反而比较少,这似乎是人性的一个铁律。
然而,为什么会这样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看一看人类大脑存在哪些局限性。你可能听说过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他在1956年开展的一个经典研究认为,普通人在短期记忆中最多能记住7样东西。电话号码一般都是7位数,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吧。但问题在于,后来的研究证明米勒的发现是错误的。 2001年,密苏里大学的尼尔森·考恩(Nelson Cowan)不确定神奇的“7位数规则”是否正确,便围绕这个问题开展了研究,结果发现,普通人在短期记忆里记住的东西不是7样,而是4样。人们经常认为自己可以通过某种记忆法,或者通过集中注意力去记住更多的东西,但考恩的研究结果却非常清楚地表明人们只能记住4个数据。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如果让一个人看一看下面这12个字母:fbicbsibmirs,那么除非他注意到这些字母可以被划分为4组非常知名的首字母缩略词,即FBI(联邦调查局)、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RS(美国国税局),否则通常只能记住其中的4个字母。如果你能把短期记忆中的内容与长期记忆中的内容联系起来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会记住更多,但人类思维中负责集中精力的那部分,也就是有意识的那个部分,往往一次只能记住大概4样东西。 因此,我们的大脑一次记住的内容是存在上限的。知道这一点之后,我们再回头看看布鲁克斯的发现。当他试图研究为什么项目中增加人数反而会降低进度时,他发现了两点原因。
第一,要培养一个新成员,使其跟上其他成员的速度,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你也可以想象得到,带领一个新成员步入正轨会拖累其他成员的速度。
第二个原因不仅与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有关,而且与我们的思考能力有关。团队成员增加之后,沟通渠道就会大幅增加,我们的大脑可能根本无法应付这么多的沟通渠道。 如果你想算一算团队规模的影响,也就是团队人数对于沟通渠道的影响,那么只要把团队人数乘以“团队人数减1”,然后再除以2就行了。用n表示团队人数,那么沟通渠道数量=n(n-1)/2。比如,如果你的团队有5个人,那么你们的沟通渠道就有10条;如果有6个人,沟通渠道就有15条;如果有7个人,沟通渠道就有21条;如果有8个人,沟通渠道就有28条;如果有9个人,沟通渠道就有36条;如果有10个人,沟通渠道就有45条。沟通渠道如此之多,超过了人类大脑的承受能力,我们根本无法得知别人正在做什么,而当我们试图寻找答案时,工作进度就会放缓。 在特种部队那类Scrum团队中,每个成员都必须知道其他人在做什么。每个人正在做什么工作,正面临着哪些挑战,取得了哪些进步,等等,都必须透明,让别人知道。团队人数过多的话,会影响彼此的沟通效果,可能产生太多相互矛盾的意见,容易导致团队分裂成小团体,每个小团体各行其是,以至于多功能的团队就不复存在了。之前只需要几分钟就开完的会,现在可能需要几个小时。 不要这么做。
要让你的团队保持小而精!

节选自《敏捷革命》,与君分享。